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就算是南宋这样偏安一方的政权，经济文化也是在快速发展的。到了13世纪，中国更是达到了全面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似乎差临门一脚就可以开启工业革命了。可是偏偏为什么中国就差这临门一脚，让西方世界抢了先呢？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生物化学家，他在剑桥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54年在剑桥出版，他在序言中提到：中国在15世纪之前在科技和经济多个方面都超越西欧，为何之后的发展却趋于停滞，不仅裹足不前反而有所下滑，以致被后起之秀的列强纳为半殖民地呢？他提出：16世纪后西方的科技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可以叫作李约瑟之谜。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答，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考古文献工作者等等一大批的学者都没能解答这个难题。要解答这个问题不仅要跨越上千年的时空，还要包含整个中华大地。对于这个趋于表面的问题，其内在的可能性更是数不胜数。
不过经过学者们的不懈研究，逐渐出现了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假说。其中有一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值得一提这个观点就是科举假说。在1995年，林毅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的只是一批擅长诗画典章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这就好比我们批评某些人常用的一个词八股文，贬低他就说他写的是八股文，丝毫没有创新。林毅夫认为，从科举培养出来写八股文的官僚们既不擅长发展科技，也排斥与“往圣绝学”相左的知识。
林毅夫的科举假说值得一说，毕竟纵观历史长河，能在历史上留下名讳的官僚，基本上不是摇头晃脑的文人形象，就是身披战甲的武官形象，在封建王朝，稳定就是重中之重，只要不出问题，那这就是盛世了。
在世界历史上有一段非常奇幻的时期，相当于是人类开智一样，就在公元前五百年到二三百年之间，东方的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等这些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似乎约定好同时出现一样，搞得当时的世界热闹极了，由此在中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形成的思想贯穿了我们华夏文化的始终。可是到了秦汉，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人类思想的璀璨时期就此泯灭。
为何？秦朝有焚书坑儒，汉朝有独尊儒术，之所以如此，其实就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统治面积辽阔且人口众多的帝国。回顾中国历史，始终都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单一权威贯穿始终，这也是华夏文明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而统治者要想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需要一个分工明确且有效的官僚体系，所以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科举制度，来替统治者挑选合适的官员，深深得嵌入帝国的每一个地方。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李约瑟之谜，原因也许就是科举造就的只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帝国的螺丝钉，擅长诗书画作，而不长于器械制造的庞大官僚。
可是，中国的科举制不仅走出国门，还对欧洲的文官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大家都不陌生，而对于中世纪欧洲的文官任命机制，却并不是很了解。中世界欧洲实行的是赐官制。赐，恩赐的意思，文官的录用并不进行任何考试，就是统治者看着顺眼恩赐的。像大哲学家培根这样的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还要去巴结宫廷权贵，毕竟空有一身才华没试考也白搭。
由此造成的问题可想而知，“朝有南郭，野有遗贤”的问题比比皆是，政治腐败到了极点。
可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的传教士来华后就对中国的典章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自己研究，还不断传回欧洲。16世纪中期有一个叫克鲁兹的传教士，就发现了中国科举制和西方赐官制迥然不同。他发现中国的科举制是一个好东西，实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以游记的方式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了欧洲。
等到1810年，《大清武例》还被译成了英文，其中就有关于科举的法律条文。欧洲人发现中国的科举制大大的好，比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说：“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即使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欧洲学者仍对科举制称道不已。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里写道：
“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唯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位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在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下，欧洲开始废弃腐朽的赐官制，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法国是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之后德国、英国也随着进行了改革。
欧洲人赞赏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这么看来，中国的科举制似乎也并没有多糟糕，不然欧洲人为何要如此效仿。
从知识存量来看，独尊儒术的科举制问题很严重中国自西汉开始，历代都有编修前代史书的传统，直到清朝，共有正史二十四部，也称为“二十四史”，其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史记录了当时存录的文献，可以从中看出前朝的知识总体，让我们得以了解整个时代知识存量。
二十四史中载有书目的正史共有七部，分别是：《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根据这七本正史的目录，我们可以统计各朝代的文献总量，可以观察知识存量的总体趋势。
收录西汉到东汉前期书籍的《汉书·艺文志》，人口1500-6000万，书籍存量是13269卷。科技类书籍占比23.69％收录南北朝后期至隋朝书籍的《隋书·经籍志》，人口5600-5800万，书籍存量是43404卷。科技类书籍占比14.95％收录唐朝前朝书籍的《旧唐书·经籍志》，人口2200-9000万，书籍存量是51852卷。科技类书籍占比8.28％收录唐朝至北宋前期书籍的《新唐书·艺文志》，人口2200-9000万，书籍存量是82384卷。科技类书籍占比10.95％收录宋朝初期至宋朝末期书籍的《宋史·艺文志》，人口5800-10000万，书籍存量是119972卷。科技类书籍占比6.17％收录明朝书籍的《明史·艺文志》，人口6000-19700万，书籍存量是105974卷。科技类书籍占比2.57％收录清前期至乾隆四十六年书籍的《四库全书总目》，人口11900-27500万，书籍存量是79309卷。科技类书籍占比4.14％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基本上是逐渐增长的，而书籍存量在宋朝时达到巅峰，随后就开始出现下滑，科技类书籍在总书籍的占比更是下滑的厉害，从汉朝的23.69％到清朝的4.14％，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个最低谷明朝的2.57％。
于是问题再次回到了独尊儒术上，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根据《汉书》记载共有诸子189家；但到了隋末唐初，《隋书》中只剩下12种学派。儒家强调仁与礼为核心的思维，有助于单一权威的统治。此外，儒家认为每个人必须按照伦理纲常行事，有异见的人不符合儒家的纲常，就会得到惩罚。
皇帝通过科举考试，以功名为激励，促使人们学习儒家思想，使得皇帝得以加强皇权，同时也杜绝了创造性的行为。儒家文献比例从西汉开始攀升，到达宋朝已经占到了71％，成为主流思想文化。
对比儒家文献的攀升和科技类书籍的逐渐下滑，印证了在单一权威制度下，皇帝为了获得垄断利益，偏好维持稳定的制度，他们借助科举制度扭曲了儒家思想，并强势推行儒家思想，排挤和抑制了科技创新，使得科技革命很难在中国发生。
独尊儒术的科举制，抑制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而为何出现独尊儒术的科举制，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单一权威造就了李约瑟之谜。当然李约瑟之谜绝不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但是科举制可以说是极大的因素之一了。这也是钱学森在去世之前所问的，为何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