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伯恩与巴鲁在文安、新镇不和。同时，他受到敌人的压迫，非常孤独。工作之前，他带领团队在冀中打游击战，也有过接触，但他的死远没有成功。现在，为了保存实力，实行曲线救国计划，部里已经向日寇逼近，然而却被任命为冀中总司令。虽然名字投在日本，但实际上是为党做抵抗建设的工作。时机成熟了，肯定会带队，给日寇以重大打击。
这封电报的理由是国民党驻文安、新镇部队的柴部向日军投降。由于事件发生在河北保安司令张境内，他不得不发电报向蒋介石解释，说柴部虽然表面上向日军投降，但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成熟”，以便最终解决问题。
对任何军队来说，投敌都是无法估量的罪行。因此，张在寻找部下叛变的原因上足智多谋:被日军打死就不用说了，关键是他“与八路不和”而孤独无助，这证明这支军队仍然是蒋委员长的忠实支持者。更“可以理解”的是，这支部队投敌，实际上是一种“保存实力”的举动，时机成熟了，会给日寇以“重大打击”。这算不算什么对国家的“侠义之勇”？
张、“曲线救国”的理论，立即受到敌后和敌我交界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欢迎，成为那些“非常孤独”的国民党将领们最时髦的字眼。
毗邻河北的山东省主席穆仲淹对旅长们说:最好是伪军，不要八路军。伪军曲线救国，反正将来中央还是可以接受的；干了八条路，重庆中央永远不会原谅。
日本投降时，伪军全部被蒋介石“收编”，伪军将领全部被委以高级军事职务。我觉得牟董事长真的是一个“空想家”。于是，苏茹战区副司令沈鸿烈创造了一套口号: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天能不战，共不打；匪比红；总比死在阳光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