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是观念造就了历史。
-你听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吗？
-当然，这是《论语》记录孔子的话。
-这句话让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感觉是特别符合人性吧，具有普适性。两千多年前，如此简明、如此质朴的一句话，将人之于他人的行为尺度标注得十分清晰明确，非常罕见。另外，孔子将“己”与“人”对等，具有极高的哲学直觉，对比“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论断，高下立判。
-你的理解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一句两千多年前的话为什么能流传下来？
-因为这是孔子说的。《论语》里记录了他很多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话都这么精辟、深刻。
-呃…好吧，不精辟就不举例了，免得儒粉不快。你觉得“男女平等”的观念好吗？
-当然好，它说的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存在差异。
-如果孔子说过“男女平等”，会流传下来吗？
-他不可能这么说。因为当时是等级社会，人与人都不平等，怎么可能会有“男女平等”的观念？况且，孔子也是等级制度的拥护者，他一辈子都在致力于说服各阶层的人坚守各自的礼仪，因为他认为那是他的偶像周公制订的。
-如果当时真的有人提出“男女平等”这么好的观念，会被记载、流传下来吗？
-男女平等的观念不可能被当时的人们认同，只会被当成一句疯话，不可能形成传播，更不可能被记载、流传……
· 行为与观念生发原理·
一个观念之所以会传播和流传，是因为它在人们的行为中已经酝酿、运行了千百年。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观念，哪怕再精妙、完美，脱离了人们行为的土壤，也会如一颗落于错误之地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观念的传播也是如此，一个观念若不经过人的行为的演示，接触该观念的人也难以对其有所领会，更不会付诸于行动。空洞的语言描述的观念和语言一样空洞。但是，借助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或表演艺术传播的观念，和行为演示的效果异曲同工。观念必须生发于行为，观念的传播必须借助行为的演示。从一个观念到一个观念的演变，不经由行为的演绎，是不可能发生的。
人们研究的历史无非包含两种要素，一个是行为，一个是观念。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类的观念系统极为宽泛，从一个人的思想、理念、习惯，到人群的规则、习俗、道德、法律，都是由纷繁复杂的观念构成的。我们研究历史，也总是在某种观念下对历史的建构与解释。因此，以什么样的观念看待历史，决定了历史呈现的样貌。但是，行为生发观念、观念又反过来推动行为演化——这种观念不是研究历史的观念之一种，而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和必要的原理。而影响人们行为的除了观念，还有人的客观外部因素。要了解一种独特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必须追溯到这种客观外部因素，否则，我们对于历史的“还原”，要么是不彻底的，要么是错误的。
，这个婴儿会成长为直立行走、手指灵活的人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于婴儿柔弱的脊柱和肌肉群来说，直立行走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姿势；对于婴儿尚处混沌的大脑，区分五个手指并灵活使用它们，更不是与生俱来的本领。所以，我们才会得出“不是人养大的人不能成其为人”的结论。
智人在向全球扩散前，是否直立行走？是否会灵活使用双手制造精巧的工具？是否有语言、有组织？是否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那时候，智人就已经形成了使生理的人成为智人的文化，这种文化随着智人的迁徙被带到了世界的许多角落，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形态各异的区域文化，如同他们迥异的肤色、外貌；邻近的区域文化之间又彼此交流、交融，如同他们交叉混杂的基因谱系……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说文化是一种行为范式时，本身已经蕴含了文化同源的命题：智人作为一种基因同源的智能物种，总有一些行为范式是共同的。
· 演化与超越原理·
演化是指可自我生长的事物在某种特定约束条件下连续生发、迭代、扩展、变化的过程。用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就是演化论。虽然最早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正式提出，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大量运用了这一方法。如果说，达尔文的演化论在某种程度上还等同于“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则发展出了一套没有“进化”意味的演化论，并广泛运用于行为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研究等广泛领域，近年兴起的“混沌科学”更将演化论运用到复杂的物质系统。因此，本文给出的演化定义是一个纯中性的概念，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系统和物理世界。
现在，演化论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已相当普遍。一篇历史研究的论文或讲演中，似乎不出现“演化”两个字，作者都不好意思发表。但是，许多人对演化论的运用却是似是而非的。演化论的基础是严格的个体性，所有的演化都是个体的行为以及个体间行为博弈/协作的结果。当然，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语境中，不可能不进行群体性的叙事和论述，但演化论的群体始终是由个体组成的，它的叙事和论述始终可以分解到一个个的个体身上，也就是说，它的叙事和论述对于事件中的个体也始终是成立的。当我们说“碎片化的海上移民组成的人群更容易达成自治与民主协商机制”，这是一个群体性的论述，但这个论述是建立在个体与个体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博弈基础上的，即使分解到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也能够成立。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论”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无法分解到文明中的每一个体，如果历史研究建立在他们的假说之上，即便使用了演化论的方法，却仍然是反演化的。
当连续的演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即现状与起点形成了巨大差异，而所有中间过程均泯灭于时间的深处时，我们会发现事物某些性状与过去相比具有了超越的意义。智人的社会性和自我意识是对动物本能的超越，这种超越并不表示人类不再有动物本能，而是人身上的动物本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的社会性和自我意识的修饰和升华才能表现出来。今天英国的上下议院和虚君宪政，与八百年前的御前会议和《大宪章》相比，具有难以想象的超越性，但并不表示今天的英国政治中不再有国王和世袭贵族的影响，只是他们的影响必须经由现代民主程序才能体现。演化论的“超越”不是“替代”或“革命”，它是从过去“生长”出来的，并“向前兼容”，即：过去被验证“有用”的东西被迭代、修正后保留了下来，过去被验证有害的东西成为了戒律或禁忌。
当然，历史的超越本质上只是主观的印象，也唯有在主观世界才会有灵感乍现、有如神启般的超越。在历史的现实中，只有演化是永不停息的事件。
为了让本文阐述的观念更具说服力，我还必须做一个行为演示。还是拿最近比较热门的英国史来说吧：
英国贵族赢得了与王权之间的博弈，不是因为英国贵族更坚持或英王更宽容，他们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竭尽所能地争斗了五百多年；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得益于岛国地理对外部冲突的相对隔离，使他们不必供养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动员能力的国王，一旦后者有做大王权或撕毁协议的企图，他们可以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世界范围内，与王权一较高下的贵族不计其数，但胜多败少并以虚君告终的唯有英伦。因此，英国贵族的勇气和智慧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平权斗争的胜利取决于不为任何理由所动、从一开始就不助长王权集中，否则一旦王权独大，平权付出的代价将极为高昂。
至于所谓英伦独特的保守主义，只是岛国贵族的苟且之举，因为像克伦威尔那样消灭王权，他们贵族身份的来源也就荡然无存了。当然，任何将社会演进的成本降至最低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英国贵族的苟且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当时最具效率的抉择。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这种岛国独特的保守主义，值得其他不同人群在不同的客观因素下照搬效仿。那种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习俗、处事风格入手的历史叙事，是从观念到观念的研究方法，它暗示盎格鲁-撒克逊人较其他种族的人更善于创造现代制度，而这显然是无法证明的。
当然，岛国政治的独特性并不排斥古希腊民主城邦、古罗马共和传奇的观念资源对英伦历史人物行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整个欧洲，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光荣革命”发生于英国而不是欧陆其他地方的独特性。但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资源提供了欧洲文明在人类文明版图中的独特性，至于生发这些观念资源的行为演化和客观因素，则是另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