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以前没有皇帝，宗法制在西周才趋于完备，商朝还是疏散的盟主制度，中央政府的权力只在王畿附近，更远一些的所谓诸候国与皇室不一定有亲属关系，只是对中央的军事力量恐惧而维持表面上的服从。
西周才是全面实行宗法制度的时期，就是以血缘和亲源关系组织而成的部落体系，用分封制做为治理国家的模式，并以世袭作为官吏的基本来源。但到了战国时代开始诸候国间的兼并，国士时常变更，重要据点都实行军政合一，直到秦朝统一全国后才施行郡县制。
至秦始皇帝以始，中国社会正式迎来皇权统治时期。由于制衡皇权的权力主要是相权，当然也有宦官和外戚，但都是围绕相权伴生的，没有成为主流，不予重点讨论。
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战国秦汉时期：这个时期，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反倒是权臣、权相、外戚一直把握权柄，譬如：汉代的权臣霍光看幼帝不够格当皇帝，干脆再立一个新的，虽然也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武帝，但权臣在这个阶段是不可忽视的。
两汉伊始，中央政权未能有效节制地方，州、郡、县官，与地方豪强朋比为奸，造成了地方豪强势力的长足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两三百年的分裂，其实都是拜两汉之所赐。以至隋朝重建大一统，地方豪强却时时与中央抗衡。隋末各路反隋武装，其基本力量仍是地方豪强。到唐朝再建大一统，豪强的势力才差不多在隋末的战争中厮杀殆尽了。
2.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皇帝有意识地分化相权，把相权分成多个部门，并把宰相的人数提升，唐代至宋代有资格称为宰相的人数最多时有十多人，权相的权限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皇权专制在制度和经验上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积累；另一方面，科举制最终造成了地方势力再无可能崛起的社会基础。
唐朝强化皇权专制，中央侧重削弱相权，并进一步制度化。这样地方之权反而又加重了。比如，唐朝在边防各军事重地设置了总揽一切事务的节度使。节度使集一方军政、财政与民政于一身，结果形成割据之势，不再受中央控制。
历史清楚地表明，怎样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强化对地方的控制，是皇权专制之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面临的一个更严重，也更为复杂的问题。
3.宋元时期：在宋代，终于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枢密使类似国防部长，称使相，只能管军事；三司使称计相，只能管财政；宰相，轮流掌印，而且设副相予以牵制；同时，军政、财政、司法、监察和言路都独立于相权；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基层的县域，办事的权力被分解成许许多多的条块，形成了一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相互制约和监督的非常复杂的官僚系统；皇帝则有学士院作为自己的办公机构。这样分化一番之后，皇帝就确保了最中裁决权，同时，人身安全也有了保障，宋以前死于非命的皇帝不少，宋以后不再有人敢于弒君。
自两汉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以及魏晋士族制度的形成，大有使政治权力固化的趋势。故隋唐起实行科举选官的制度，则无论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从此都由皇帝来操控；而那些没有士族门荫的人，这才普遍有了跻身于统治阶级的希望。
对此，唐太宗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才会得意地说，有了科举选官的制度，“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从此，历代官僚子弟虽或仍享有某些“门荫”特权，但做官总还以科举为正途。其结果，就是两汉以来的那种世代为官的士族豪强，在中国社会彻底绝迹。
赵匡胤轻易地篡夺后周之后，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重新统一天下，依次剪除藩镇，其实正是拜科举制所赐。盖科举制之下，汉魏以来所形成的那种世家豪族势力既已绝迹，社会也就不再有割据者扎根的基础。
4,明清时期，这个时期是相权最弱的时期，明太祖废丞相，将相权并入皇权，由皇帝直接打理政务，后来增设大学士帮助理政，但只能代替皇帝写文件，不能代皇帝做决定。基本架构是用司礼监和内阁两套机构共同辅政、对掌机要；并使这两班人马始终处于相互监督和制约之中；中央各部则纯粹成为执行机构；又设专职，监察各执行机构；并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厂、卫军组织，执行京城内外一切有关维护皇权的特殊任务。阁权在明中期以后又有扩张，势头压过司礼监，造成皇权控制的失衡。清朝对宦官限制颇严；内阁也不再参预机要，只处理一般政务；另设军机处，以军机大臣帮助皇帝打理政务，权力在内阁之上，作皇帝的核心工作班子，但皇帝仍必须自己把奏章看完并批注，军机并无代皇帝做决定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