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找赵永华之前，我们定的选题是“劝捐员”，这个称呼赵永华否认了不下四次：“我不是劝捐员，劝捐员是医院里人家快死了，你过去问能不能捐遗体，那人家子女能乐意吗？”
赵永华给自己的定义是——“遗体捐赠宣传员”。
老赵
如果赵永华是个年轻人，他也许就是那些在网上乐于分享攻略，建立讨论组的组长，一个有威望的网络红人。但放在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年人身上，热心肠要花掉他更大代价。
赵永华把曹大爷搀到养老院楼上，这个民办养老院就在赵永华家社区里，他三天两头过来，都熟。
曹大爷与老赵年龄一样，身子骨却像差了几个年代
养老院的场景让人想起香港电影《桃姐》，但远比电影令人沮丧得多。没有风流倜傥的大爷，也没有老来俏的阿姨。我们在走廊里一站，看见到处都是疲惫呆滞的老年人，从身边迟缓地经过，我们只能面面相觑，小声惊呼一句：天哪！
赵永华带着我们在楼道里转悠，转眼间他已经变成这两层楼里最有活力的人。“老张吃了吗？”“晒太阳呢老王？晒太阳好！”“介是三姑娘”，等人走过去了他小声说，“当闺女时被人强奸过，想不开，精神就出毛病了。”屋外长椅上一堆衣服突然动起来了，露出来一张没睡醒的脸。赵志华打了个招呼，按住了他：你接着睡！别起来！
来之前他给曹大爷买了包烟，悄悄告诉护工，怕老曹烧着自己。曹大爷其实跟老赵同龄，年轻时也是个阔少，老了什么都没剩下。老赵补贴钱，每天供着鸡蛋、零食，时不常带到家里坐坐遛个弯，这是他自愿帮扶的第十二个孤寡老人。
出了养老院大门，老赵两脚带风地往前走。69岁的赵永华个子不高，腰已经开始佝偻了，身上的衣服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这都是死人衣服，捐完遗体的，我拿回来，一点都不嫌弃。”
这所民办养老院里，老赵熟识每个人，也送走了很多人
一定要把自己捐出去
来找赵永华之前，我们定的选题是“劝捐员”，这个称呼赵永华否认了不下四次：“我不是劝捐员，劝捐员是医院里人家快死了，你过去问能不能捐遗体，那人家子女能乐意吗？”
赵永华给自己的定义是“遗体捐赠宣传员”，此后的整个一下午，我们都在跟老赵争论，“志愿者”到底是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老赵的上一份工作是工人，年轻时他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的中层干部，“拿扳子挫东西，做手工活儿”。1993年，先进职工赵永华下岗了，没多久，老伴也被提前退休了。家里四口人，月收入靠老伴的退休工资活着，每个月只有420块。
街道想帮他们换个职业，带来了工作推荐表和低保金。老赵都给推了，他的解释我们很难理解：“我们跟政府讲我们不要，希望把钱给比我们更困难的，我们想找个永远不下岗的职业，最后想来想去，就是干志愿者吧！”
老赵夫妇俩此后的工作，就变成“在社区搞个卫生，管管绿化，搞个志愿巡逻。”在1997、1998年前后，老伴赵秀兰看见报纸上一条关于遗体捐献的消息。下岗之后，赵秀兰陆续照顾、送走了家里的几位老人，生老病死见多了，赵秀兰琢磨着，要不干脆把自己捐了吧 。
天津当年还没有正式的捐赠程序。“你上门问这事儿，有人看你像看傻子似的。”跑了各种医院无果，赵永华开始跑接收方天津市医科大学，去医院问了各种科室，都没有人专职管这件事儿。中途遇见的冷言冷语也不少，搁一般人身上，热情早就凉了。赵永华是个轴人 ，觉得这件事儿对，就非得要办成。
十年前劝捐的每条信息，每个细节每件事都被老赵用手写的形式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把老赵这当成自己家的捐赠者。
“当初头一天不知道，后面能有四年。”夫妇俩先花了两年做通了儿女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把去医科大学的路线都跑得熟熟的，帮着人家把程序捋顺了，跟捐赠单位办好了接收手续。到最后马上事儿要成了，还最后一步是做公证，老赵夫妇想要双捐，四个公证书，要收费800块钱。“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收入才420，要花俩月工资来办这个事儿，你想想得有多难。”
直到2002年3月31日，老赵终于凑齐了800块钱，把两口子的捐献证明做了公证。刚拿了公证书回家，老赵就自己张罗着在家门口贴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的牌子，把自己家电话“26670440”写在牌子上、印到名片上到处发，变成了24小时热线。
如果赵永华是个年轻人，他也许就是那些在网上乐于分享攻略，建立讨论组的组长，一个有威望的网络红人。但放在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年人身上，热心肠要花掉他更大代价。赵永华能想到的分享方式，就是把自己整个求捐赠的四年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电话号被媒 体公布之后，每天都要接几个电话，替人答疑解惑，还得自己跑腿上门办理捐赠手续。这个电话同时还是“家庭扶老帮办热线”，老赵夫妇从1998年照顾送走了第一个老人后，就一直把陌生的孤寡老人往家里接，后来变成贴钱往养老院送。一次一对小两口儿打来电话，以为这是个政府职能部门，想请热线给家里的老人做做工作。等到找上门来，小两口 却发现热线所在地位于天津的城乡结合部，居然在一幢老式居民楼里。敲开房门后，看见面前狭小的一室一厅，小两口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小两口本来想讲讲自家一百多平的房子如何住不开一家四口，横生了多少摩擦。在30平房米的小屋里，俩人坐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沙发上，看着面前40多个赵永华自己整理资料的文件夹，还有满书柜的荣誉证，小夫妇没再多说什么，坐了半晌，走了。
善良的逻辑
天津市从2000年有第一例角膜捐献，2010年第一例器官捐献开始，目前一共成功捐献了500多人，这个数字远远没有我们预想中多。在这500多例中，又有占三分之一的人全是经赵永华一个人宣传得来的。
自从公布了热线，各种有捐赠想法的人就开始找到赵永华，这样的人占据了老赵办理的大多数。另外一小部分，来自赵永华帮扶的孤老、残疾对象。
小区里的张文成是赵永华的好朋友。张文成今年60岁，十几年前因为家庭突生变故，又赶上自己下岗，急火攻心，一夜之间视网膜脱落就盲了。张文成没有子女，现在一个人住在家里，靠听话匣子解闷。2004年在社区活动里认识了赵永华，赵永华总上门照顾他，时间 长了，张文成决定把自己的遗体，和完整的角膜捐献掉。
送这位年轻的“双捐者”最后一程。
捐赠者的眼角膜被摘除。
陪伴捐赠者家属在殡葬馆。
向捐赠者鞠躬致敬。
“捐完之后说什么的都有。”张文成有时候会带着马扎下楼，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街坊问他，张大哥，又看见你上电视了，遗体捐献国家给你多少钱啊？“我说不要钱，都是自愿的，他们就说不可能，那不是大傻子吗？”一次两次之后，再多了张文成就不爱理他们了 ，有时候生气了也拿话堵对方：“我看不着，你跟我说话我不认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着我的东西了。”
赵永华不怎么埋怨这些人，认为入土为安、坚持传统意识的肯定还是不少，但这些“不是主要矛盾”。他接触过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最早捐助都还不成体系，老太太的老伴临终前要求捐献角膜，老太太自己到天津眼科医院跑上跑下，找不到头绪急得不行。“老太太 跟我说，他们捐不成这个角膜，自己没损失，但怕别人知道他们没捐上，会骂他们欺骗社会、欺骗政府。”赵永华看见老太太就在那急求着办事人员：你们千万走走脑子，走走心，千万别让我老伴的角膜用不上了啊！“你说咱们现在角膜捐赠数量少，是老百姓觉悟的问 题吗？”
张文成身边有个遗体捐献小分队，清明节前大伙儿刚去过天津蓟县，到元宝山庄陵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扫过墓。这个小分队都是签过捐赠协议的人，做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钟点工等等——我们问老赵，为什么反而是这些并不富裕，并没有 享受太多社会资源的人，更热心做这些事情？
“年轻人问这句话很正常，你们注重这些事儿，到我这个岁数就不是这个想法了。”就像家里的老辈一样，赵永华开始忆苦思甜：老赵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出生的，解放战争时父母抱着儿女一路从天津逃命到老家河北吴桥。挨冻挨饿，躲炮弹的日子活下来了，父亲总 教育赵永华不能忘本：“你有能耐没能耐我不管你，但你必须是好人。”
“跟那个环境比，现在我们不就是穷点，工资收入少点吗？社会治安、社会环境都好了是吧？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是那时候了，顶不济就谁骂谁一句、讨论一下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过去那种占山为王的、相互打仗扔炮弹的事儿没有了，不是幸福多了吗？”赵永华经手的捐 献者绝大多数是平头老百姓，老赵觉着，像张文成这样做了捐献的人，都还是有那么一份爱心，懂得感恩的人。自己遭遇了不幸，想着捐献了遗体和角膜，自己这一辈子就没白活着。“我现在腿脚灵便，多帮忙跑跑腿，不知哪天就死了，多干点，给人多留点念想。”
可能跟那对小夫妻一样，坐在张文成四面水泥墙的家里，繁华世界里一个平时根本想不到的孤寂角落，你会放下不解，相信面前赵永华的这番话。相信就是这个让他隔三差五往这里跑，把志愿者这件事儿当成工作守着，帮别人忙前忙后，按照他坚持的逻辑生活。
麻烦解决者
让老赵欣慰的是，有时忙活到半夜，只能一狠心打车回家。很多司机都在广播里听过赵永华的故事，发现上车的是老赵，并不嫌晦气，送到家门口，一踩油门，不要钱走了。
2006年12月23号，天津市发布了规定，捐献遗体、眼角膜者实行免费公证。这背后跟赵永华反复找公证处、找司法局离不开关系——老赵的轴劲儿用对了地方，不管对方说什么话，就当是个机器，拿自己的肉身一次一次上去磨。在全国遗体捐赠依然行政手续落后的情 况下，起码在天津市里，公证费是取消了。
普通人看来，自己主动捐赠遗体、器官，还要自掏腰包每份花200块钱做公证，简直是匪夷所思，其实超乎想象的麻烦事远不止这一桩。在连跑步软件都记得住你的心率、运动习惯的时代，居然还没有任何一个网络系统会连接遗体捐赠的上下游，医院不会知道送来的这 个病人是否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一旦捐赠者去世，需要家属自己去联系类似眼科大学、医科大学这样的受捐单位，这其中捐赠的折损率，可想而知。
张文成十几年前视网膜脱落，却成为“眼角膜”和“遗体”的双捐者。
这其实是赵永华工作中最累的地方。普通劝捐员拿到了捐赠协议，工作就到此为止了，事后真正能捐赠成功的几率非常小。赵永华要经常去捐赠者家里跑，一方面探望一下这些朋友们，另一方面是刷存在感，真到最后那一天，家属得知道，找赵永华能办成事儿。
老赵经常半夜一个电话被叫起来，跑到医院面对一个刚刚去世的捐赠人，此时受捐单位还没上班，没人过来办理。这时尸体放哪？放病房里，同房间的病友不干，医院也着急倒腾出床位；放太平间冷库，角膜一冻就不能用了；实在没地方，放走廊里吧，家属这时候肯定 要急了——父母是要做好事儿，为什么给我们停在这了啊！这时候的赵永华总是里外不是人，最难的一次，老赵自己推着尸体进了太平间，求看门人通融，自己放在冷库外守了一宿。到了12点，窗外的烟花腾腾地炸开，屋里的亡人脸色都照成了绿的。倒是看门人挺高兴，有酒有肉地开始哼小曲，这么多年了，头一次有活人在 这陪自己过年。让老赵欣慰的是，有时忙活到半夜，只能一狠心打车回家。很多司机都在广播里听过赵永华的故事，发现上车的是老赵，并不嫌晦气，送到家门口，一踩油门，不要钱走了。
公证处是老赵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我干了20多年的活儿，没有得过谁的一分钱。”老赵的志愿工作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他也很谨慎，他帮扶孤寡老人，自己垫钱给捐助者跑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从来不接收捐款，因为“我没这个资质，解释不明白”。他不愿意讲这个活儿更多的委屈和不公，不 愿意用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去分析，照顾孤寡老人到底是谁的责任，遗体接受单位为什么不能更主动负责。他的逻辑强大到可以忽视所有不好听的话，和为他感到的不平。刚出养老院，我们在门口看见了一群高中生。一个男孩叼着烟，大声朗读一张去天津科技馆的观后感作文：“我看见了很多捐献的遗体，这些人为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少年们鹦鹉学舌地念叨着文章的内容，作文的作者是个画着浓妆的小女孩，文章被这么念她很不好意思。听见“遗体”、“捐献”字眼，路过的赵永华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凑过去问男孩：你们这是什么文章？能给我一份吗？孩子们依然嘻嘻哈哈，不明白这个爷爷到底要 干什么，把作文从女孩手里抢过去拿给了老赵。
老赵反复读了结尾，问出他们是附近一所职高的护理专业学生，掏出自己的名片给了这群孩子，看到上面的“遗体捐赠宣传员”字样，少年们安静下来。“要不你再给爷爷印一份吧。”男孩们说，女孩脸红了，点头答应下来，收敛了打闹匆匆跟我们告别了。
“你瞅瞅，多好的孩子，以后我要找他们的学校，让这些孩子都做我的宣传员！”老赵又背上了手，兴冲冲地往前走：“多好的孩子！”此后一路上，老赵都在感慨这件事儿有多么巧合。做了多年杂志，我们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份格式不统一，标点符号错乱的观后感 其实是什么来历，但并不想跟老赵说破。这个巧合符合赵永华善良的逻辑，他用这个逻辑做成了那么多事情，也许正是最笨拙的，反而最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