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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 号：lishi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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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中国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禁锢民众的思想，以利于他们的专制统治，除了人为地创造出文字狱这样的世间悲剧，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文化的浩劫，却给中华民族带未了无穷的灾难和落后。又有谁能说这些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考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箝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
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以满清为最，文字狱一词，就出于满清统治中国的时代。
满清的文字狱，是在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时期，不仅文字狱定罪的范围超过了康熙、雍正时期，而且案件数量也增至康雍两朝合计次数的数倍。特别是乾隆查缴禁书期间，各类文字狱层出不穷，数量急增。
清朝文字狱最多，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可谓渔人得利。
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
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雍正帝说过：“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为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时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
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又同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互相交织，彼此激荡，尤以清初表现最为激烈。
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约160起文字狱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质，或以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而成狱，清楚地表明清朝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持续存在。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
满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企图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清王朝统一天下之后,害怕“文人”煽风点火对朝廷有所威胁,于是对明朝遗留下来的文人采取招抚安置,另一面对不服从者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1663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
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到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死——却被顶了回来，这是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严加究办。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清世宗雍正继位之后,“文字狱“风波更加严重,可谓到了谈字色变的程度。
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江西考官查嗣庭,在一年身为考官出试题“维民所止”。试题一出,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雍正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是胤祯的年号,去了头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胤祯听信谗言,不禁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此时,查嗣庭糊里糊涂,不知自己身犯何罪,待弄明真相,摇头苦笑道:“我出的试题乃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儒学经典《大学》引用过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千里土地,实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我这是歌颂皇上的圣德,何来反逆之意?“胤祯马上差人找来《诗经》和《大学》,见果真有“维民所止”一语,顿时傻了眼,但顾全自己颜面,强词夺理,硬说“维民所止”就是“犯上”显属“悖逆”,查嗣庭无辜遭祸,含冤死于狱中。令人不耻,胤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英明”,下令将查嗣庭戮尸枭示,长子坐死,家属充军。
1728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四川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
文字狱”造成文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无人敢吟诗作对,而政治局面变的万马齐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冤案最出名的数为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满清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吕留良在明朝灭亡以后,曾参加为反清复明却没有成功,此后在家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官员游说或威胁他没得就范,吕留良心灰意冷出家为僧。之后,他便躲在寺院里著书,其内容对清王朝统治者有强烈的不满。幸好书著成没有流传,吕留良也不久离开人世。
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
吕留良死后，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机会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遣派学生张熙从湖南寻迹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遛下的文稿。张熙此次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与他们相谈有相见太晚之感。
张熙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个见面,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 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统治之事十分愤慨, 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清王朝。
清朝中前期，汉族大臣岳钟琪先后带兵平定了西北边境地区的叛乱和当时西藏新疆地区的叛乱。岳钟琪立了大功,受到雍正帝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
岳钟琪曾经先后担任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等要职，执掌西北西南地区军权多年，又是岳飞后裔。
曾静等人商议,如果劝动岳钟琪反清,成功大有希望,于是曾静写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拆信后,大吃一惊,却面不落形色,问张熙:“你是那里来的,你可知此信直斥当今圣上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的严重后果性吗?”
张熙面不改变道:“我此次前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何惧后果呢!将军可知与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吗?”
岳钟琪道:“此话怎讲?”
张熙道:“将军姓岳,是宋朝岳忠武王的后代子孙,而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王爷当年被秦桧与金人相互构结冤死风波亭,这难道不是世仇吗?此时将军手握重兵,正好替岳王爷报仇的最佳机会!”
岳钟琪听过之后仔细弟思量了利害关系,然后就命令手下把张熙打进牢监,交给当地官吏审问,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众官吏拿他没摺。
岳钟琪看情形不对,第二天吩咐官吏释放张熙,秘密接见他,假惺惺地说:“昨日之事只是权当试探,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不慎重考虑,如何叫本将军相信真伪呢!”
张熙其先不相信,经不住岳钟琪郑重其事的假面具与起重咒,才相信了他。两人经过多次商议,感情逐渐升级,可谓无话不谈的程度,张熙就把此次传信是老师曾静的意思,希望能得岳将军的相助早日恢复大明江山之事抖了出来。
岳钟琪听之,一面派亲信急忙到湖南缉拿曾静,一面立刻拟好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快马加鞭一一呈报了雍正帝。
雍正看了怒气冲天,下旨逮捕曾静、张熙押解进京,严刑拷问。此时,张熙方知上了岳钟琪的当,悔之晚矣,想辩解无用了。此案牵涉吕留良家与两个学生。而吕留良已死,雍正下旨把吕留良的刨坟劈棺,而他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落得满门抄斩。雍正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也被杖责。还有不少文士相信吕留良学著,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清廷并于第二年九月，将吕、严、曾、沈所著之书及其言论和历次所下谕旨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并让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消弥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高潮。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
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
从乾隆四十二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仅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六十多起。这是清朝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
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
乾隆时期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
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大部分的古籍都是经过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满清奴才走狗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
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至于那些满清的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校阅的 ，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满清南侵以来，对中原华夏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满清统治者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疯狂地销毁并篡改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企图歪曲掩盖真实的中国古代史！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满清统治时期的残酷“文字狱”使许多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当犬儒”的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满清统治者长期推行的文字狱除了杀害了许多敢于记录传播真实史实的有良知的志士仁人，株连陷害了许多平民百姓，让汉族民众口不敢言，手不敢书地提心吊胆地做亡国奴，还培养了许多甘愿受满清统治者指使来肆意歪曲篡改史实的汉奸文人和走狗败类！
更可恨的是，满清统治者的文字狱，特别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彻底地销毁并歪曲篡改了不利于满清及其祖先金国女真人的史实。
乾隆年间，满清统治者收缴全国的藏书，进行全面检查，不仅将不利于满清的文献史实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正史中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和歪曲“加工改造”。
乾隆时被销毁的中国历代流传的史书典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满清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汉人祖先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这些无疑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无疑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文化浩劫，后世只有文革可以与之相比，但文革仅仅只持续了十年，而满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字狱却持续了二三百年！
以至于中华民族后世子孙很难再可以见到真实记载他们先人史实事迹的史书！
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史书其实都是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篡改过的,其中不乏虚实难辨之处。
满清文字狱的巨大危害：
满清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满清文字狱是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钳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从著述文字中罗织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罪状的狱案。
在满清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传统文化惨遭摧残扭曲。
雍正十一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不敢议论时政，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学风”。
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
龚自珍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诗中，希望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满清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
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满清文字狱销毁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乾隆年间，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各地广泛献书之机，大肆搜查“违碍”之书，寓禁于征，使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被焚毁。
清朝文字狱是满清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
清朝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
当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清朝文字狱与清朝中晚期的其他各种消极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挨打，使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任凭外国列强随意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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